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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璞

苏州大学中文系学士，西藏大学前助教和讲师，内蒙古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研究员。从事区域研究，具体是从西藏到新疆、内外蒙古、东北—西伯利亚、朝鲜半岛这半月形地区及其与中国中心地区的宗教、文化和权力关系。

提要：佛教有着发源印度、向四外扩散的神圣历史，西藏尤其拉萨是新的中心和圣地（lha sa），西藏蒙古是“佛教共同体”。这是直到晚近西藏蒙古佛教徒的感知。然而两地历史不同，佛教差别是深广的。明清蒙古寺院建筑样式与伽蓝配置，复制的往往不是拉萨而是华北的庙堂和民居，是天朝体例与观念的实现。西藏蒙古寺院神圣空间不同。非内地样式、非对称是中华帝国空间景观另一项原则。中华帝国对藩属与四裔的文化有包容性，允许异质文教并存，但通过持续教化，中华特性逐渐延展。这个进程至近代被阻断。

关键词：景观  空间结构  建筑样式  蒙古地区  喇嘛寺院

景观的涵义

在拉萨（Lha-sa）、日喀则（gZhis-ka-rtse）出入那些石块筑就、巨大的碉楼式寺院及其幽黯狭窄、因酥油灯气味的逼迫呼吸更加局促的殿宇内部，再到呼和浩特（蒙古文Köke Qota, 藏文mkhar sngon-po）、包头、朝阳（清中期以前名三座塔）、喀左、定远营喇嘛寺院，如果正当寂寞的深秋和萧索干枯的冬季，一定感觉强烈的差异，甚至气氛全然不同，而不是感到它们的相同之处，固然蒙古地区的这些寺院也属西藏佛教，而且地理环境非常近似。比较起拉萨的大昭寺（Jo-bo khang）来，我们会说，呼和浩特大召寺（Yeke Juu）是多么热闹、世俗化和“中国化”呀。当沿着长城（Čaγan Kerem）在山西北部游历，又会发觉呼和浩特的喇嘛寺院跟山西省青砖筑就、雕刻精美的民居寺观有更多的一致性，似乎是找到了根源，例如呼和浩特小昭寺（baγ-a Juu）的木牌楼、近郊的乌素图召（Usutu Juu）砖雕与墙壁。阿拉善（Alaša）定远营及其喇嘛庙延福寺（dge rgyas gling, 俗称衙门寺）之于北京寺院民居建筑的关系也是这样。这都使我们意识到内地与塞外之间人员、技术、物资的联系，人、物、思想趣味的彼此交换。

寺庙建筑群的地理空间安排，及其殿宇内部尊像、装饰与陈设，还有日常宗教生活，声音、颜色、仪式、僧侣与朝拜者的移动，是地球表面意义深远的景观（landscape，藏文yul ljongs），是人类生活改变地貌的纪录。景观是思想制度的后果、思想制度在地理空间上的实现，而且是不停进行着的人间的“生态学过程”，持续改变着生活空间，引起各种地理的心灵的效应，迫使进入场景者感受建筑空间及其内部生活的形式和状态，乃至受到熏陶改变。破败的废墟，其作用也是这样。

近代以前中原地区的外部威胁一向来自关塞以北，即游牧集团的进攻杀掠，如果一个朝代，像元朝和清朝，是起源于关塞以北地区，则往往将塞北作为根本重地，纳入帝国的版图，实施日常的治理，直到更北边区兴起新的武装部落觊觎天下，向南抄掠，再横起刀兵。生态条件是基本的限制，但无论战争与和平的岁月，都是塞北生活内地化的契机。

关塞以北就是蒙古高原。西藏佛教在青藏高原兴起壮大，然后扩展至蒙古人中间，充溢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因此人们经常把蒙藏两地的佛教看做一体和一致的，喇嘛们更是如此感觉，认作普遍性的“教化”：ston-pa（藏文）或šasin（蒙古文）。拉萨、西藏成了蒙古人的圣地（baraγun juu, 西招），清末外蒙古与西藏的宗教领袖脱离中国的政治宣言也是他们联合做出的，彼此是一个“佛教共同体”，有非常多的事例印证这一点。

但也有巨大的不同。札奇斯钦指出，清朝的体制是，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责任制，蒙古地区则是札萨克旗与喇嘛寺院的政教分离。再如蒙古地区，西藏佛教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急剧散漫衰落，民国年间没有西藏地区那样强烈的政治作用，今日蒙古地区恢复寺庙，似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性质，完全不同于一九八〇年代以来西藏地区佛教发展的性质和状态。显然地，无论古代和现代，西藏地区和蒙古地区的文化状态都不是一样的。

追忆往昔，中原向周遭持续施加各种影响，特别是礼教，不期然构造出一个渐渐匀质的礼教“天下”，即费正清所谓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其中心在京畿、文庙与各级儒学。礼教或称儒教，显然与西藏佛教的教化很不相同，各自建构出不同的意义空间与社会政治秩序。两种教化在某些区域重合混淆，达成新的第三种类型的意义空间。蒙古地区（所谓塞北）可能属于这类情况。那么，蒙古地区那些来自西藏的东西发生了哪些改变，这类改变具有怎样的内涵，蒙古高原出现怎样的文化？这个题目范围很大，本文仅就明清时代蒙古地区西藏佛教寺院建筑样式和空间组织，做景观分析。

明朝和清朝都是鼓励蒙古官民信奉西藏佛教的，所以这样的景观探讨，直接触及中原王朝的精神原则、教化信念，不仅是一个建筑装饰的、技术的问题，那是中国在外藩地区的教化行动。

明代蒙古地区喇嘛寺院建筑

（一）西海仰华寺

元朝灭亡（1368）二百年之后，蒙古人重新信奉西藏佛教，此时建立的第一座寺庙，是万历五年（1577），位于青海（Köke naγur）湖畔的仰华寺。归化城蒙古在这个时代和地点信奉西藏佛教，乃是明朝初期以来实行隔开“虏”（蒙古）与“番”（西番），即汉代以降“断匈奴右臂”古老政策失败，蒙古右翼流动至西海，奴役该地区生番与熟番的後果。根据记载，可以判断仰华寺是汉式建筑、殿宇空间组织为中轴线对称的格局：

索南嘉措在建寺前举行了收服地煞仪轨，尔后召来许多汉地能工巧匠修建。在新建的经堂内供有三世佛像、宗喀巴大师像和索南嘉措自己的身像，经堂左右和前面是内供大威德、观世音菩萨等像的神殿，每个佛殿具有十六根柱子的规模。佛殿之间又建有菩萨殿、药叉殿和护法亭。前面的左右两边是光明殿和大乐殿两座寝宫，各个殿堂有汉式殿顶等作为装饰。寺院外围筑有三重围墙。寺院建成后，索南嘉措为之取名为特钦曲科林寺。

这座由附近汉人工匠建造的庙宇，表述的时候，所说经堂的“左右”、“前面”，以及围墙，显示应该是中华式建筑，特别提到殿宇的屋顶装饰，各殿宇之间的空间组织（寺庙布局）是沿着中轴线展开的。这跟在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看到的散乱的排列、平顶的建筑，全然不同了。

这座庙宇建成时，呈请明朝皇帝赐汉文庙名曰“仰华寺”（万历五年）。华，即中华，意味着“文明”；仰华即仰慕文明。

（二）归化城弘慈寺

仰华寺的建立者是土默特蒙古部落，也就是顺义王俺答部和河套蒙古部落。他们从青海回到长城以北，又在归化城（Köke Qota）建立寺院，明朝皇帝赐名曰“弘慈寺”，完成于万历七年（1579）。因主尊释迦牟尼为银的，汉文俗称银佛寺。这就是现在呼和浩特大召寺（Yeke Juu）前身。

归化城弘慈寺当初建筑样式和空间组织，因四百三十年的积累，已经不可得见，但就目前银佛所在的主殿，可以判断当初是汉式建筑。

（三）和林额尔德尼召

喀尔喀（Qalq-a）地区建立第一座寺院，是万历十四年（1586）和林（Qar-a Qorun）的额尔德尼召（Erdeni Juu, 见存），它是中国庙堂式，诸殿堂之间采取对称的布局，而且是照着归化城银佛寺建立的，所以弘慈寺必定是中华样式、各殿对称的。工匠应该是直隶或山西的汉人匠师。

（四）大青山灵觉寺

万历三十四年（1606）顺义王部落建成开光的美岱召（在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是中国庙堂式，对称布局，尚且外有方城包围。

（五）庆缘寺

同一年归化城附近的庆缘寺（在如今乌素图召寺院群），也是中国庙堂式，对称布局。

（六）桑耶寺

万历四十五年（1617），喀尔喀部朝克图台吉母子（Čing Tayiqu, Čoγtü Qong Tayiji）在喀尔喀Čaγan baising（蒙古文：白房子）建立的桑耶寺（藏文名bsam-yas gtsugs-lag-khang），看当时碑文描写，这建立在平地上的寺庙群，殿宇的样式不能确定，但殿宇的布局，似乎是对称的。其藏蒙文纪事碑样式也是中国式的，特别跟归化城的喇嘛寺院碑石样式一致。

总之，明代蒙古各部创建的西藏佛教寺院，都是汉地庙堂样式，并且采对称布局，完全是明朝当时的模式，华北汉人建造。入清之后蒙古地区的寺院呈现更多的变化。

清代蒙古地区喇嘛寺院建筑

由于不同的契机，蒙古各部先后纳入大清朝（Dayičing Ulus）的统治之下。清代天下太平时日多，生活稳定，加上盟旗制度使得蒙古人“地方化”，各地西藏佛教得到持续发展和积累，草原上出现辉煌的喇嘛寺院，这些寺院的大殿（tshogs chen vdu khang, 集会堂，大经堂）以内地庙堂样式屋顶，再装饰以金顶和法轮、双鹿等装饰物为最常见。

繁多的大小寺院和孤立的小庙，从创建性质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敕建的，一类是非敕建，即蒙古僧俗或者旗札萨克建立的，其中也有汉商和八旗出身的官员捐资。敕建的寺院规模宏大、气象非凡，以至于留下不少纪录，而民间建立的大小寺庙，则或因规模狭小，或因所在偏僻，留有纪录者少。我们先看看敕建寺院的建筑方面。

（一）敕建寺院

最先是在入关以前清朝都城盛京城（Mukden Hoton, 今沈阳）。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为了敬奉蒙古可汗历代供奉的护法神嘛哈噶喇（gur dgon, 大黑天），于盛京城西三里敕建莲华净土实胜寺，汉地庙堂样式，伽蓝对称布局，树立满汉蒙藏四体碑文，并且特别铸造了大钟。为了祈祷皇帝及皇家的健康长寿、国祚绵长、天下太平和百姓安居乐业，在顺治二年（1645），于盛京的四方分别营建完毕一塔（尊胜塔）一寺（喇嘛寺），中国庙堂样式，对称布局，仍树立四体碑文说明原委。这些重要的寺院，虽不是建立在蒙古地区，但全是面向蒙古人，按照西藏佛教风水思想出发的，处处体现当时清国家政教生活中存在的“蒙古因素”。

清朝在北京也曾敕建喇嘛寺院。但以下列敕建寺院是蒙古地区的，日期是建成年份。

1691（康熙三十年），多伦诺尔，汇宗寺。内地庙堂式，对称布局。这是为纪念喀尔喀蒙古部落的归附这一重大事件。

1713（康熙五十二年），热河，溥仁寺、溥善寺。内地庙堂式，对称布局。

1731（雍正九年），多伦诺尔，善因寺，内地庙堂式，对称布局。

1728（雍正六年）敕建，喀尔喀地区，庆宁寺（满文hesei weilebuhe urgun elhe syi, 蒙jarliγ iyar bayiγuluγsan amur bayasqulangtu keyid, 汉“敕建庆宁寺”），1737（乾隆二年）完成。各建筑物内地庙堂样式，伽蓝配置是对称的。

1755（乾隆二十年），热河，普宁寺。西藏桑耶寺样式，对称布局。

1760（乾隆二十五年），热河，普佑寺。内地庙堂式，对称布局。

1764（乾隆二十九年），热河，安远庙。伊犁固尔扎庙样式，对称布局。

1766（乾隆三十一年），热河，普乐寺。内地庙堂样式，对称布局。

1765年（乾隆三十年），喀尔喀地区，库伦以北五俄里，珲堆山谷。沙信尼巴达拉古鲁克齐寺（丹巴多尔济寺）。立四体碑文，寺院及围墙为汉族工匠一年之间建造。经堂西藏样式，伽蓝对称布局（与庆宁寺同）。

1767（乾隆三十二年），八旗驻防的科布多城内。普宁寺。内地样式，南向，伽蓝配置对称。有万岁牌。

1771（乾隆三十六年），热河。普陀宗乘庙。西藏布达拉宫经堂（vdu khang）样式，对称布局。

1772（乾隆三十七年），热河。广安寺。西藏样式，对称布局。

1774（乾隆三十九年），热河。殊像寺。香山寺样式（亦内地庙堂样式），对称布局。

1774（乾隆三十九年），热河。罗汉堂。安国寺样式（亦内地庙堂式），对称布局。

1780（乾隆四十五年），热河。须弥福寿庙。大殿为西藏扎什伦布都纲样式，对称布局。

共计十五座。分布的地点是：多伦诺尔，热河，喀尔喀，科布多城，建立的年代是康熙、雍正、乾隆。

（二）非敕建寺院

数量无疑非常多，从未有确切的统计，以下只是举例而已。而且鉴于现代中国国民对于蒙古国境内的一切均罕有知闻，故多列举该地区的寺院。

（1）喀尔喀地区

1647年（顺治四年）建立，巴隆呼勒寺。额尔德尼召东南月二十俄里。河畔。建筑的样式和布局是蒙古式的。

康熙乾隆年间（18世纪），扎雅格根寺。因建造先后阶段分成两部分，相距五俄里：旧寺，殿堂西藏样式，或汉藏混合样式，伽蓝布局不对称；周遭山水的名称也改为拉萨附近的山水名字，造成拉萨圣地的景观。新寺，光绪十六年（1890）顷建造，完全中国样式，伽蓝对称，内部陈设全然汉式的。

乾隆年间（1736—1795），善孚寺，系和硕齐贝子旗旗庙。内地庙堂样式，南向，伽蓝配置是对称的，跟敕建寺院一致。

乾隆初年，巧伊拉音呼勒寺。库伦之南，博格多乌拉山坡，属于将军贝勒旗。三座金碧辉煌的西藏式殿堂。

乾隆年间（1736—1795）建造。那若班禅寺（Narobanchin Monastery），乌里雅苏台城南方很远，赛因诺颜汗部境内。殿堂是西藏、有金顶样式，伽蓝对称布局。

明阿特寺，科布多附近，砖砌，藏式大庙。年代未明。

1867年（同治六年）之后，伊拉古克散呼图克图寺。群山环抱，河边。经堂为藏汉混合样式，伽蓝对称配置。有关帝庙，则全然内地关帝庙样式，伽蓝对称布局，有钟鼓楼。

达赖王寺，达赖王旗。混合样式，伽蓝对称。年代未明。

至于库伦（Yeke Küriy-e, Urga）的寺院，甘丹寺是严格对称布局，经堂等建筑为藏汉混合样式或汉式。更早于此的寺院则是混合样式，似乎也不是对称布局。确切的情况待考。

（2）内蒙古地区

五当召，包头石拐区山间。康熙末年到道光年间持续建造。这是蒙古地区罕有的典型西藏寺院建筑样式，散乱布局。

兴源寺，小库伦（Baγ-a Küriy-e）。顺治六年（1649）始建寺院，至康熙末年扩建，成为藏汉混合式建筑，对称布局。皇家供奉的寺院。

福缘寺，小库伦。乾隆七年（1742）始建。经堂藏式，其馀汉式，对称布局。皇家供奉的寺院。

今日内蒙古明清时代寺院情况，可以查阅各种蒙古文出版的地区性（盟、市、旗、传统部落）的寺庙志书，以及乔吉先生的汉文著述《内蒙古寺庙》。

（3）辽宁地区（盛京城除外）

本地区见存许多喇嘛寺院或其局部建筑物，比较而言受到了较好保护。但往往不为人知，值得研究，故作一番列举。都是笔者调查过的。

瑞应寺，阜新县佛寺乡。1669（康熙八年）始建。殿堂有西藏式，有汉式，或二者的混合；寺院整体散乱无规划，但各主要建筑群（各以某殿堂为主体的）自身是对称布局。座北朝南。

佑顺寺，朝阳市区内。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建成。汉式，对称布局。

万祥寺，凌源市康官营子。1739年（乾隆四年）建造。殿宇汉式，唯经堂汉藏混合样式。对称布局。建筑、雕刻、装饰精巧。笔者曾经去过两次。

惠宁寺，北票境内下府乡，大凌河畔。1738—1757年（乾隆三年至二十二年）陆续建造完备。经堂汉藏混合样式，其馀殿宇汉式，对称布局。

德惠寺。阜新县王府镇。原系土默特右翼旗札萨克家庙。光绪二年（1876）建立。内地样式式，对称布局。从如今的旧迹仍可确信，建筑、雕刻、彩画十分精巧美丽。曾经皇帝下赐寺名匾额。

圣经寺，1901年建造如今的经堂。彰武县大四家子乡扎兰营子村（乡政府驻地）。现仅存经堂，完全是西藏经堂样式。看五六十年代的文字及照片资料，有石狮子、旗杆、山门、双塔、弥勒殿，伽蓝布局为对称的。

大法寺。在凌源市乡间路旁，内地建筑样式，伽蓝对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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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西部蒙古论坛》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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